作者：喬納·戴維斯

【編者按：  美國的公立學校，作為塑造下一代能力和世界觀的機構，也許是冷戰中的最重要戰場。誰控制學校，誰就控制未來。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批判性種族理論、跨性別意識形態以及其他政治干預進入教室成為了政治焦點。然而，喬納·戴維斯認為，問題比這些表象更深層——整個美國教育體系的結構已經不再適合真正的教育。隨著孩子們回到教室，家長們準備投票，這種失敗的後果和改正的意願都將接受考驗。】

原文鏈接：https://tomklingenstein.com/the-american-classroom-is-more-broken-than-you-think/

對於那些關注政治和時事的人來說，很明顯美國的K-12公立學校出了一些問題。最近的一項皮尤民調顯示，超過一半的美國人認為公共教育正走向錯誤的方向，其中69%的受訪者擔心學校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在學術上，54%的人認為老師將他們的政治觀點帶入了教室。 

這些擔憂是有根據的。數學和閱讀成績降至幾十年來的最低水平。80%的新近高中畢業生表示在學校學到了批判性種族理論的概念，如“美國是一個系統性種族主義的社會”和“白人對非白人存在無意識的偏見”。學校圖書館的書架上充滿了露骨的LGBTQ+書籍，要求移除這些書籍的家長則被指責為恐跨書籍禁令者，被比之為納粹。

對於保守派來說，解決方案似乎很簡單：擺脫學校中的批判性種族理論和LGBTQ+意識形態，教育就會恢復“正常”。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因為美國公共教育的基礎——教學、課程、管理、紀律——在過去幾十年裡已經嚴重退化。

不久前，學校的目的被認為是教育學生，對於偏離這一目的的行為，人們充滿懷疑。教師站在黑板前，從教科書中教學，學生則坐在座位上記筆記，並在被提問時作答。學生被期望守時且行為良好，並掌握所學內容。教師被期望是專業的、知識淵博的且保持中立。

如今情況已變。現在，許多教師——尤其是低年級教師——更像是促進者而非指導者。學生們自己選擇想讀的書，往往選擇最新的漫畫或足球雜誌而不是更有內容的材料。高中生取代歷史課程，去研究他們最感興趣的最新政治爭議。個人文章取代了學術論文。許多教師不再使用教科書，而是使用質量較低的在線資源和軟件。二手的PPT已取代原創的教案。很少有學生接受傳統的指導、反復練習，或任何與經典教育相似的東西。

那些想專注於教學的教師發現他們的時間被其他必需的活動佔用：為了遵守州和聯邦的規定，完成文書工作和報告；參加告知他們最新教育政策和實踐的專業發展會議；接受多樣性、公平和包容的培訓；參加教師評估和改進計劃；以及每天檢查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如今，美國教師平均每週只有一半的工作時間用來真正教學。

學生在教室中帶來的行為問題也是另一個干擾源。問題如持續缺勤、課堂情緒崩潰和發脾氣、口頭和身體的爭鬥，還有對教師的辱罵和威脅，都在疫情後激增。學校曾經用來應對這些擾亂行為的傳統紀律方式，如今已被極力阻止並成為法律上的風險。去年的一項哈里斯民調顯示，74%的公立學校教師將“學生行為和紀律問題”列為最主要的挑戰，超過了“工資”（65%）和“教師流動率”（42%）。正如一位教師在《紐約郵報》上寫道：“今天的學生不再像以前那樣守紀律，很多時候，我們得花大量時間處理他們的情緒問題，而不是教學。”

學生的心理健康也達到了新低。顯示出抑鬱、自殘和自殺傾向的青少年數量，尤其是少女，近十年來有所上升，73%的家長表示他們的孩子需要心理健康輔導。一些人指責社交媒體，另一些人則指責家庭結構的破裂，還有一些人指責心理健康行業本身的擴張。但近一半的美國高中生表示他們不喜歡生活，這清楚地表明出了嚴重問題。

為了解決學生的心理和行為問題，學校採用了基於學生需要先處理內在創傷和情感問題才能學習或守紀律的無依據理論，並設立了準治療性課程。社交情感學習（SEL）將虛假的治療與極左意識形態混合，融入日常課程和活動中。平均來說，教師們花費了8%的時間在這上面。修復性司法課程也起了類似作用：教師們用課堂時間傳遞圖騰，詢問學生的負面情緒和家庭問題。以往的超時、停課和開除，現在被治療和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對話所取代。

毫無疑問，COVID-19疫情通過強制關校、口罩和疫苗的強制要求以及遠程學習，動搖了學校的運作。但美國公共教育危機的種子早已種下。以政府命令形式表達的不受約束的理想主義把我們帶到了這一步。教育決策越多地由政客、官僚和顧問來做，教育質量就越低。

對於那些希望改革公立教育的保守派來說，挑戰不僅僅是將極左思想從美國學校系統中剔除，還要恢復這個系統曾經的榮光。為此，他們將不得不面對的不僅僅是壞的想法，還有壞的法律、壞的政策、壞的項目和壞的教學法。他們的訴求必須是：公共教育系統的目的是教育學生，而不是解決社會問題，不是進行大規模實驗，也不是為學生提供治療。